我们正面临美国的遏制和技术竞争。面对这样的战略对手，在寻求短板突破的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世界科技领域的霸主？[1] 美国的技术发展和综合国力取得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建明认为，有必要从国家科技体系建设和国家科技能力建设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推进国家促进科技发展的机构建设
随着19世纪后期开始的快速工业化，应用技术研究在美国受到重视，并开始得到政府的支持。但直到二战之前，基础研究作为一个纯科学领域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拉什·霍尔特在《科学谈话》中写道，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再版介绍：虽然政府也提供了支持，“但是，美国从来没有为广泛的科学事业提供过核心支持，也没有全面了解科学如何为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做出贡献。”[2] “纯科学的尴尬在于它既不为人所知也不自给自足。”[3]
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的成本越来越高，“研究变成了全职、烧钱的行业。”[4] ，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都需要在科技时代，“我们还没有制定科学的国家政策。政府也刚刚开始利用科学来改善公民的福祉。有“政府内部没有机构负责制定或实施国家科学政策。国会没有专门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常务委员会。” [5] 这是 1930 年代美国的状况。
开展与制定和实施科学发展相关的国家体系建设，增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能力，是美国在即将到来的二战和战后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并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范内尔·布什就是这样一个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二战期间，他推动了白宫、军方和科技界之间的成功合作。战后，他努力推动建立国家体系，将科学确立为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期间，在纳粹统治下逃离欧洲的爱因斯坦、费米、冯诺依曼等著名物理学家都认识到原子能被研制成武器的可能性，而德国可能已经开始研制，于是爱因斯坦斯坦写了一封信呼吁罗斯福总统抓紧研制核武器，以确保战争胜利。尽管罗斯福任命了一个铀顾问委员会来研究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但委员会对此并没有信心，而是向总统汇报了“原子能的军事应用只能算是可能”。因此，1940 年美国政府只投入了 6,000 美元来探索这种可能性。[6]
时任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主席、卡内基学院院长的瓦内尔·布什明确认识到这是一件大事，并立即被卡内基执行委员会付诸行动。投资 20,000 美元用于“铀裂变国防计划研究”，让布什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7] 同时，通过工作和个人关系，布什号召各学科领导人号召白宫组织科技界参战。
正因为如此，布什被允许在 1940 年 6 月与罗斯福会面，并推动罗斯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与战时医学研究委员会一起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 ，在布什的领导下。领导，直接向总统汇报。美国联邦政府与科技界的合作由此开始。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造成 88,000 多人死亡
OSRD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机制：军方通过合同向大学实验室提交研究项目。只要取得成果，不干扰研究过程，实现政府需求与科研自由的结合。在这种机制下，原子弹、雷达、近炸引信等影响二战进程的新型武器诞生了，协调全国原子弹生产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服务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诞生了。作为雷达研究中心，成立。
攻占柏林后，盟军从获得的关于德国先进武器计划的信息中发现，由于纳粹对科学的干涉，德国的核计划比美国落后三年。但它在空气动力学方面领先于美国，因为领导者可以越过纳粹，释放科学家并提供无限的资金。[8] 二战的经验和德国的教训促使布什进一步思考美国在战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来保障科研发展。
1944年，布什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是代表总统写的，要求OSRD主任就战后政府与科学的关系提出一系列建议。这封信最终由罗斯福总统签署，让布什全权委托他为继续扩大战后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制定蓝图。[9] 这就是“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来源。
报告强调三个核心思想：基础科学研究是国家安全、人民健康和公共福利所必需的；联邦政府应负责促进新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培养年轻的科学人才；基础科学研究必须给予研究人员充分的学术自由。报告建议设立一个致力于支持基础科学的国家研究基金。
尽管罗斯福总统在没有看到报告的情况下去世，而布什提出设立国家研究基金的提议直到 1950 年才得以实现，但《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的责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美国国家科技体系建设史[M].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科学界和政界会继续回首纪念《科学：无尽的边疆》[10]的出版，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应该承担起支持科学界的责任。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大做深，国家科技体系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科学：无尽的边疆》一直是一个值得回顾的起点。
国家科学体系建设曲折推进
继罗斯福之后的杜鲁门显然对发展科学的理解要差得多。杜鲁门否决了布什建立国家研究基金会的提议，理由是战后财政紧缩，以及如果将大型政府资金交给私人管理，将不受人民控制。
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也并未停止。1945 年，当 OSRD 对其战后事务进行评估时，44 份合同被移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科技，以支持大学继续开展医学研究。战后海军成立了海军研究办公室 (ONR) 以继续执行 OSRD 的任务。1948 年，150 多所大学和非营利实验室开展了 700 个涵盖物理学、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项目，涉及约 2,000 名科学家和 2,400 名研究生。[11] 以至于在 1948 年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有 80% 是由海军资助的。[12]
在冷战和军方大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背景下，国会和总统最终于1950年就成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达成协议，并正式成立。[13] 虽然当时政府只拨款25万美元给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但它是国家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标志。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刺激了美国。1958年，美国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制定和实施国家航天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以确保先进的国防研发。[14]
在苏联卫星崛起的推动下，艾森豪威尔重新任命了总统的科技顾问；任命了一个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 (PSAC)，由科学顾问担任主席科技，以帮助他和其他白宫官员协调联邦科学和技术政策；建立以总统科学顾问为首、各部门高级官员参加的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FCST），协调联邦政府的科学技术计划和政策。FCST作为“科学小内阁”，每年都会公布联邦政府三年的科技需求。在这个过程中，
肯尼迪在任期间，总统科学顾问办公室改为科技办公室（OST），由白宫总统办公室移至总统行政办公室，成为正式的行政部门，由国会设立进一步制度化。这样，美国总统科技政策体系就有了“四辆马车”：总统的科学顾问、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联邦科技委员会和科技办公室。四重奏实际上由担任四个职位的总统科学顾问管理。但从那以后，这个系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1970年代，由于与反越战科学界的巨大裂痕，尼克松废除了科学执行办公室，解散了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只有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勉强幸存下来。他任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为总统的科学顾问。只对总统的内政助理负责，已经形成的“四马车”国家科学体系分崩离析。
福特成为总统后，他着手修复尼克松拆毁的系统。此时，虽然巴斯德象限的概念尚未提出[15]，但科学与技术同等重要、不能完全分开的认识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同时，鉴于尼克松解散 OST 和 PSAC 的教训，福特在 1976 年推动国会通过了《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优先事项法案》，在美国重建了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总统执行办公室，并将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改为联邦科学、工程和技术协调委员会（），以巩固国家科学技术体系。但总统
白宫科学委员会是在里根时代任命的，但作用有限，委员会不向总统报告，而只向总统的科学顾问报告。直到布什时期，才成立了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正式恢复了原来的“四重”制度。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家科技体系建设的步伐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放缓。在整个 1980 年代，美国在民用技术方面受到日本的挑战。除了逼迫日元升值，美国也开始重视科技领域的研发。1993 年，克林顿总统下令将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升级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 NSTC）。总统科技顾问和各部部长为委员。总统还下令成立总统科技观察委员会，其中包括工业界、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推动国家科委的活动。这样，科技政策领域的决策、咨询和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
对内采取保守社会政策，对外奉行单边主义的布什政府不仅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绝采取措施遏制全球变暖，还先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在制度上，乔治·W·布什规定总统的科技顾问不对他负责，只向白宫办公厅主任汇报。总统与科学界的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奥巴马上任后，恢复了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国家科技委员会、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不仅修复了国家科技体系，还进一步发挥了科技政策办公室在确定联邦研发预算和制定重大科技创新政策中的作用。，负责协调、实施和监督国家综合科技计划，负责国家科委和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特朗普虽然不把国家的科技系统当回事，但也不敢轻易拆掉这座寺庙。特朗普上台后大幅削减科技研发经费，推迟任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退出《巴黎协定》，实施移民限制，对科技发展表现出非常不友好的态度，但随即遭到批评由科学界。强劲反弹。2017年4月22日，数千名科学家冒雨在华盛顿举行“科学游行”，以“科学让美国更伟大”为口号，公然挑战特朗普，逼迫他重返体制。
在“中国威胁论”被炒作的背景下，技术研发的紧迫性再次被激化。2020年5月，参众两院联合提出《无尽边疆法案》，旨在增强中国的战略竞争力。他们提议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创建一个新的技术与创新委员会（DTI）；建立区域技术中心；经济安全、科学、研究、创新、制造和就业的战略报告系统；以及创建用于弹性和危机应对计划的供应链项目。国会于2021年5月通过该法案，这是威胁驱动型国家科技体系建设的又一体现。
您如何看待美国科技的国家体系建设？
通过粗略回顾美国国家科技体系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二战背景下，美国的国家战略已经从只注重应用技术发展到注重基础科学，进而进一步强调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体现了美国自觉地将科技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家机构建设来提升和确保其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于将美国从孤立主义中拉出来的需要，罗斯福总统任命万尼瓦·布什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主任，开启了政府与科学合作的新篇章。但这只是战时的一种临时机制。布什难得的是，他抓住罗斯福总统对科学发展的开明认识，提出了通过建立国家体系来确保科学发展的动议。美国已形成国家科技发展体系，明确科技发展对国家利益的意义，规划科技发展战略方向，提出科技发展规范, 规定科学技术发展资源的共享和使用，威胁科学技术领域。并且不断评估科技政策的执行情况，这已成为美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关键因素。
当然，美国国家科技体系的建设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在政党政治体制下，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和对国家科技体系的遵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和国家面临的威胁。利益的定义，以及总统自己对科技的认知和倾向。这决定了美国科技体系建设和实施的政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常有起有落。
但美国国家科技体系的发展趋势是确定的：日益制度化、固定化，成为决定美国综合实力的重要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的发展使美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问题意义不大。
可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是什么推动了美国国家科技体系的建设？美国对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人民福祉的追求，对国际声望的渴望，科学界探索未知领域的强烈动力，以及公众对科技发展的高度支持，都推动了美国的发展。美国科学和国家科学技术。制度建设的不竭动力。投入多少研发资金，获得多少诺贝尔奖，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专利，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国家体系建设的结果。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国家体系建设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联邦研发实验室体系。大约700个左右的联邦实验室体现了美国科技国家队的实力。其实这也是美国国家科技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为了写作方便，我们将在美国国家科技能力建设中单独考察这一点.
一定有长有短。美国的科技国家体系也是如此。仅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两个弊端是固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是狭义的国家利益。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美国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只关注威胁，而不关注共同利益和合作。因此，美国总是过分强调威胁的严重性，在国防研发上投入大量研发资源。它的比重远高于用于经济和民生的比重，体现了美国科技体系的本质。
2013 年美国联邦政府研究经费按部门分布：
其次，其政治体制决定了科技体制实施的不稳定性和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两党政治中，一帝一臣的现象并不少见。如果说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对威胁定义的夸大是两党的通病，那么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往往更容易出现技术体系的衰落。或技术政策。
总的来说，美国之所以成为科技强国，是有其原因的。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另一方面，美国在科技领域本应该能够成为一个更成功、更伟大的国家，但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局限，走了很多弯路，它的教训值得学习。关于美国的国家科技体系，本文意在引起更多关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小看美国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更不能浪费它提供的经验教训。
[1] 范春亮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见范春亮：“美国如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网站，.
[2] Rush Holt， Talks， Bush：科学：无尽的前沿，中信出版社，2021 年，17 页。
[3] [美国] ：The of Pure ，李兆东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出版，27页。
[4] 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61 页。
[5] Bush：科学：无尽的前沿，55 页。
[6] 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p。71.
[7] 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74 页。
[8] 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p。88.
[9] 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100 页。
[10] 范春良：您如何看待美国的基础研究？——评姜晓元教授及另一篇文章”，。
[11] 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126 页。
[12] [美国]德斯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周春艳等译，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45页。
[13] 朱建红：《国家科学基金设立背景述评》，载于《自然科学史研究》，卷。22，第 2 号（2003 年）。
[14] 范春良：《美国如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
[15] 见周建明：《为什么要加强基础研究》。
[16] 引自王雪莹等：《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定位使命与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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